母亲的天平

□张守银（卫辉市）

　　妈妈个子不高，身板消瘦，皮肤一点都不粗糙。从我记事那时起，妈妈就是那黑白相间且典型的农村剪发头，一辈子都未曾改变。

　　妈妈一生简朴，为人低调。对街坊邻居有求必应，从没有与邻居红过脸拌过嘴。生产队时代，妈妈是女强人，是同龄妇女中挣工分最多者之一。妈妈节俭、爱干净：我们吃饭时不能往外撒饭，也不能剩饭。妈妈几年不曾添一件新衣，几件衣裳是经常换洗的，虽褪了颜色，但很整洁，哪怕有一丁点脏，她都会用湿毛巾擦拭干净。我们姐弟三个的衣服，她看到有脏的地方，一定会把我们拽过去，擦拭干净才让出门。

　　妈妈做事果断，从不拖泥带水。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姐姐要出嫁了，妈妈张罗着给姐姐做嫁妆，最初与爸爸商量做四件嫁妆给姐姐。请来的木匠师傅将要收工的那天晚上，妈妈对爸爸说：“有点少，咱不能让闺女还没过门就被婆家看不起。”“那用什么做啊，咱又买不起。”爸爸很无奈地说。按我们家当时的条件，做四件就很不容易了，农村尚好的家庭才有可能陪送六件到八件。“那咱就先把辕杆料用了，平车先不做吧。”妈妈看来是有准备的。

　　辕杆是做平车的重要材料，平车也叫架子车，是农村相当有条件的家庭才有的生产用具。有了架子车，拉土、送粪、收庄稼、压绿肥等不用再去肩挑。爸爸默认了，第二天，木匠师傅把家里的辕杆料锯开做了一个盆架。还剩下不多的木板，妈妈和木匠师傅计划着准备再给姐姐做个大箱子。

　　木匠师傅比划来比划去，发现料还是不够。妈妈在院子里的捶布石台上坐了很久很久，突然，她匆忙跑进天井胡同里，拖出来一个像大号狼牙棒似的大树根。这是我和妈妈在围村堤外刨的，本来准备当劈柴烧火做饭用的。木匠师傅一脸迷惘，犹豫了好久总算下手划线开锯了。东拼西凑，姐姐的六件嫁妆做齐了。

　　我结婚后第二年的一天，妈妈把我舅还有姨夫请到我家，给我兄弟俩分家。我家老院是北屋五间外带两间阁楼，还有三间东屋配房，有院落有围墙。新院算是我的婚房，五间平房，院落很小，没有围墙。妈妈与舅舅商量的本意，是让我哥最好分到老院，哥家人多。但他们只是想想而已，都是儿子，咬咬哪个指头不疼啊。

　　一切准备就绪，准备抓阄儿确定。我刚踏进老院，听见妈妈在跟舅舅和姨夫说：“不知道老大有没有这个运气，他俩孩子都快长大了。”

　　我纠结了一下，决定这阄儿不抓了，两处院落听妈妈安排，或让我哥挑选。妈妈看着我，露出微笑，似乎还有眼泪。我知道妈妈是在为这个结果，为我的态度而欣慰。

　　哥哥的孩子要结婚了，需再建新房。妈妈对我说：“你哥要盖房子，我和你爸攒了点钱，想先给他们，盖房是大事，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”“行啊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“等你盖房时，也给你攒点。”妈妈接着说。

　　一晃几年过去，我要买房了。一天，妈妈和爸爸来到我家，妈妈把用她那褪了颜色的酱色头巾包着的一包东西，塞到我的怀里，说：“一直没攒住钱，这一床缎子被面和一条毛巾被给你们吧。”

　　我懂了妈妈的意思，为了一个所谓的承诺，拿出了压在箱底的“珍藏品”，我的心好疼！我抱着被面和毛巾被，说不出的心酸，深深地陷入沉思......

　　这就是妈妈。她心里的秤是公平的，虽然没有文化，可她心似明镜，懂得什么时候该推谁一把。决不让任何一个子女掉队，这便是她人生的宗旨。